长江三角洲的史前环境

四、总结

关于长江三角洲史前环境的研究，是由于长江三角洲史前考古的迅速发展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大批史前遗址在这一地区的出现，要求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提醒人们重新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认识环境因素的聚变同人类活动的有机联系。环境与人的双向作用，成为思考许多学术疑难问题的新的视点[34]。当我们采用这一观点来观察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时候，旧的材料不仅会凸现一些新问题，而且会展示一些富于启发意义的思路。从考古学和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角度看，在上述研究成果及其资料中可引出以下六点认识：

（一）史前文化的分布状况，应当联系长江三角洲的形成过程来理解。马家洪文化、裕泽文化遗址全部散布在旧陆上，亦即分布在江阴、谢桥、太仓、马桥、金山、王盘山、澈浦南、储山至转墉一线的内侧。距今6000年前，这条线正是陆地与海洋的分界，当时线外尚是一片汪洋。只有良清文化、马桥文化遗址越过了该线，随着三角洲新陆的进积而扩展[35]。因此诸种文化的发展是以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为基本条件的。

（二）部分学者曾把徐淮平原的大坟口文化、宁镇地区的J匕阴阳营文化和长江三角洲的马家派、裕泽文化统统划归“青莲岗文化”[36]。但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类型学方法探索的不断深人，大家逐渐认识到，上述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许多共性，也存在明显的谱系差异。比如马家洪、裕泽、良诸文化就有彼此相联系的文化渊源和几乎环环相扣的发展序列，可以看作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特点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区系[37]。而文化的区域类型又是同地表的区域类型相重叠的。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诸史前文化不仅具有特定的物质文化面貌，而且呈现出一种彼此相关的空间结构形式。前者可以是考古学的分析对象，后者则是需要用文化地理学方法去探讨的。

（三）长江三角洲濒临海洋，江湖众多，物产富饶。这种环境条件深刻地影响了史前人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意识。以下四例可为佐证：

其一，马家洪文化居民所发明的两种灌溉系统，以及良诸文化特有的石犁桦、破土器、耘田器，加上石铲、石镰、积肥工具有柄千豁、粮食加工工具木柞、陶臼等，构成了长江三角洲独特的史前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是发达的史前农业得以产生的基础，曾使良诸文化达到鼎盛。长江三角洲多水的环境，无疑是它的重要成因。

其二，自史前到秦汉，宁绍平原以北的滨海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我国本土宗教的策源地。方士文化、俄纬神学、早期道教相继在这里兴起[38]。海洋作为古代居民的另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显然影响了上述事物的产生。海洋所显示的氮氯诡橘的景观、吉凶难卜的风险、因海上交通方式而荟萃的四方异闻，有助于开阔思维空间，刺激想象力，促进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成为培育神秘的巫术文化的温床。据统计，良诸文化玉器中，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琼、璧就有上千件。如果将各地出土的各类良诸文化玉器都计算进来，那么总数可达近万件[39]。这些玉器有3d多个品种，《周礼》所记的璧、琼、圭、璋、琉.磺六种礼器在其中已全部出现。而械、冠形器、山形器、柱形器、锥形器等等，亦以宗教信仰为内容，折射了当时人精神世界的光芒[40]。特别是良诸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和人兽鸟纹，表达了良诸人天人合一的观念[41]。

其三，在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居民以善航海著称于世。这种“以舟为家，以揖为马”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有证据表明，良诸文化的居民像大坟口文化的居民一样，通过海洋传播方式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圈。例如在良诸文化遗址发现了舟船的木桨[43]，在粤北的马坝石峡出土了陶贯耳壶、石械、玉琼、玉璧、玉磺、玉块等一组典型的良诸文化器物，甚至在粤西的封开、粤东靠近海岸的海丰、揭阳也有类似发现 [44]。另外，黄海之滨的器物—龙山文化两城类型的羊乳式袋足豁和解形器，亦出现于粤北的石峡文化遗址。岭南与海岱、长江三角洲相距两千多公里，从考古资料看，其间的文化扩散不像是自北向南的递次推进，而很可能依托于由海路进行的三地居民的频繁交往‘州。舍人口耳相传的民族史为此提供了证据。从粤东舍、瑶二族的《族谱》、《祖图》、《榜碟》、《开山公据》、山歌和口碑中，可以勾勒出一部分舍人“拖头过海”、从山东漂泊至浙江会稽、广东潮汕地区的海迁路线[46]

其四，在良诸文化遗址中，有大量人工堆筑的陵山和祭台。例如余杭反山墓地堆筑高度约7米，土方量近20000立方米；青浦福泉山墓地堆筑高度约3. 65米，土方量近13000立方米；昆山赵陵山墓地堆筑高度约9米，土方量近90000立方米。余杭瑶山是一处葬有大墓的祭坛，其上层红、黄、灰等各种颜色的土，是特意从山外搬来的纯净土。余杭莫角山发现的祭台高5一8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亦为人工夯土堆筑，有大方木、成排柱洞、土坯，其上还有三个突出的土台。创造这些大型建筑的灵感，应当源于马家洪文化时期人工填高居住地的经验。既然良诸文化遗址中人工堆筑的陵山和祭台同马家洪人择高而居的情况一致，那么，它便说明人们的宗教方式来源于特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决定于环境的状态。正是这种递相决定的关系，造成了长江只角洲的文化传统。

总之，根据长江三角洲史前文明的特点，可以提出该地区环境因素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临海和多水的因素。

（四）通观以上各个时期，可以说，气候对长江三角洲环境与文化变迁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其间气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约7000年前，随着大规模海侵结束、气候转暖，新石器文化在长江三角洲发展起来。这是气候由坏到好对文化产生的影响。第二次是在约4000年前，发展到新石器文化最高阶段的良诸文化由于气候的突然恶化而消失了。这是气候由好到坏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见讨论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首先要考虑的一个背景就是气候变化的背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情况也说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人地关系的某种和谐，取决于人的能力与自然界威力之间的平衡。比如，楼泽文化时期是气候波动剧烈、人类生存环境较差的阶段，故裕泽文化的大多数遗址延续时间不长，文化层缺失的现象非常普遍[ail。但裕泽文化在当时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磨制精细的石器，形式多样且采用轮制的陶器，大量饲养的家畜和真玉的使用，皆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发展‘asl。值得注意的是，在松江汤庙村、昊县澄湖等遗址都发现了裕泽文化的水井。汤庙村水井壁上留有横、直印痕，证明水井是用编织物和竹箍围撑构筑的，较之于马家派文化的水井要更加先进‘a91。由此可以推论，尽管裕泽人身处恶劣的环境，但他们凭借质量优良的文化设备，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然而，盛极一时的良诸文化，却未能抗御4000多年前的一次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50]。究其原因，应在于大自然的破坏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人所能适应的极限。

（五）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关于太湖成因的“泻湖说”，是因为它同考古资料及有关研究成果相抵触。譬如在所谓海岸线—无锡、苏州、吴江一线以东[sit，不仅分布着沙洲徐湾村、常熟尚湖、昆山绰墩、金山查山、松江汤庙村等20余处时代早于5000年前的裕泽文化遗址，而且还散布有昆山荣庄、青浦裕泽等近10处时代超过6000年前的马家洪文化遗址。这说明上述“海岸线”是难以成立的。从钻孔资料看，在太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未发现海相层—例如在吴县的唯亭、东山、渡村中学、吴江的八忻、张家港的泅港、金山的尧塘、侠石的东山、桐乡的卜市等地点，所考察的沉积物均属陆相[52），可见泻湖之说并无根据。此外“泻湖说”认为：太湖地区自最早的海湾形成（约7000年前）以后，曾经历过一个海湾、泻湖、陆地的交替演变阶段，其主要的成海（或泻湖）时间是距今5500年前后、距今3000年前后及距今2300年之前〔537这一推测，正好受到了上海博物馆宋建等人最近一项成果的否证。这一成果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土壤样品的分析，研究了马桥遗址良诸文化先民的生存环境，认为在距今5500年左右竹冈沙堤形成后，随即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海退，这个区域从此再未遭受大规模的海侵[54]

根据70年代以来的各种资料，可推断中国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开始于距今8500年左右，结束于距今3000年左右。其间经历了许多冷暖和干湿气候波动，除7200一6000年前的稳定暖湿阶段可称为大暖盛期（Megathetmal Maxium）外，在其它时间，气候波动都是相当剧烈的〔”’。因此，作为一项区域剖面和时间剖面的研究，对长江三角洲的早期环境作更加具体、细致的复原，就成了考察史前文化演变的一个立足点；而不断涌现的考古材料，又使这项工作有条件作出特殊的贡献。

（六）尽管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对自然的适应，但文化形态与环境形态，这两者之间却未必是密切对应的（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在一封来信中曾提到这种看法）。例如同样濒临海洋且气候条件相似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便孕育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稻作农业型经济（长江三角洲）与渔猎型经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马桥遗址座落在一道被称为“竹冈”的贝壳沙堤上。距今5500年左右，竹冈沙堤形成之后，先民曾迁移至马桥遗址定居。他们以沙堤为屏障，居住区域几乎都在沙堤上，东边不远处便是浅海[56]。从马桥遗址各阶段的生产工具（石铲、石镰、石锄、石刀、石犁等等）和生活器皿（鼎、豆、贯耳壶、翩v尊等等）看，其经济文化形态具有水田耕作和蒸煮食物的特点。而珠江三角洲的河宕遗址则位于佛山附近一处海拔巧米的贝丘上，其中有猪、牛、鹿、象、称猴、鸟、马来鳄、鱼、鳖等动物的遗骨，以及舰、蚌、牡蜗等螺壳堆积。在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少，而多用动物骨骼和撩牙、鹿角、贝壳制成工具，生活器皿则常见釜、罐、豆等，表现出渔猎互补和炊煮食物的特点‘577。这种相似环境下的文化对比说明，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顺应自然。换言之，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仍有必要作更深人的考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