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竞争壮举背后涌动政治暗流
“无法无天”者胜
在发射卫星上，美国人棋先一招。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向赫鲁晓夫提出合作研制卫星的意向，当时赫鲁晓夫并未回复。巴图林说，其实赫鲁晓夫是不知如何作答，因为那时的赫鲁晓夫对太空计划、人造卫星等，所知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要遵从的繁文缛节，使它最终落败。
美国最早的卫星计划是一个军事计划——侦察卫星。它的预期目的地是苏联上空。在其运行过程中，要经过许多其他国家。于是美国国内就“合法性”问题展开了争议：这颗侦察卫星在经过其他国家上空的时候，算不算非法进入别国空间？
这个问题无前例可依。于是有关部门甚至给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参考海洋法中关于近海与公海的区分，在天空上区分“近空”与“远空”，以此“合法”发射侦察卫星。
就在美国国内在此问题上纠结不清的时候，苏联却置国际法于不顾，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
而此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知消息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好啊，这就有了先例，我们也不用考虑是否违反国际法了。
第二天全球轰动，美国人才发现，自己错失的是一个开创人类纪元的机遇。
几年之后，1961年4月12日，苏联再次向世界证实了自己在航天领域的优势，将加加林送入太空，开创了人类史上又一个新纪元。不到两个月，6月3日，苏联发射“东方红2号”，成功地将另一位宇航员季托夫送入太空。
随着苏联航天优势的确立，冷战进一步升级，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一夜之间树立起来。
同年9月1日，季托夫在发表公开讲话时放出“狂言”：“把我送上天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打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至此，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没有合作可能的前景。
“流产”的联合登月计划
1962年2月20日，美国发射载人飞船“水星6号”，航天员欧约翰·H.格伦中校绕地飞行3圈，在大西洋海面安全返回，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
接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去贺电，并提出愿意在未来进行合作。
对这一表示，美国的反应非常积极，第二天肯尼迪便拨通了赫鲁晓夫的电话，谈论合作。
合作进展相当顺利，同年3月双方交换信函，6月8日正式达成协议。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合作。
1963年，美苏双方进行第二次合作。1963年9月，肯尼迪建议，美苏两国联合登月。巴图林说，如果后来没有发生意外，美国、苏联两国的宇航员将使用同一个航天器一起登上月球，共同完成人类史上的又一个新纪元。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11月12日刚刚对联合登月计划进行了批示后仅10天，肯尼迪便遇刺身亡。1964年，苏联国内权力更替，第二次合作就此停顿了下来。
在说起这次“流产”的联合登月计划，巴图林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在月球着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这一年先后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并向地面带回440公斤月岩样品。
至此，美国重新夺回了在航天领域的领军地位。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展开竞争。特别是1975年以后，美苏在航天领域展开了美国占优势的非均衡对峙。巴图林说，在这个阶段，表面合作的背后隐藏着政治、技术竞争，真正的合作几乎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