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北京人”头盖骨？
文章是这样写的：“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据弗利回忆，后来他很快就又被日军逮捕，所幸箱子已经都转移出去了。弗利的回忆中有两条线索，头盖骨可能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在天津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是在两位中国人手里。
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提箱？什么提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军医。”
而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几十年天各一方，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当年，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绝没有任何和化石，乃至骨头相似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的一个推论却令人兴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根本就没去秦皇岛。
这样的推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
1980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稍作停留，就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
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夏皮罗来到军营旧址，夏博士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
然而，40年过去，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坍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一旦有了调包计的推论，那各种情况就都有可能。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老兵不敢讲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的负责人。
老兵说，1945年日本失败后，他奉命迅速转移“北京人”，由于形势紧迫，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仓皇之间，老兵决定在北平找一个僻静之处，先将化石掩埋，留待日后再作打算。
据这位老兵讲述，在秋天的一个沉沉黑夜，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挖掘成果令人失望：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时光飞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贾兰坡去世了，日本侦探神秘自杀，侵华老兵撒手人寰，几十年中，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人士相继辞世，多次调查无功而返，种种线索戛然而止。追寻国宝的下落，希望在哪里？
“阿波丸”沉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藏身”之处？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除了在政治方面表示友好，经济层面寻求沟通以外，尼克松一行还向中方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方位和装载货物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