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北京人”头盖骨？

　　“盗窃者是美国人，他们转移和运走了这些珍贵化石。我只是想听一听裴先生您，作为化石的发现者和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我在西城的兵马司上班，协和在东城。两者相距甚远，那时发生了什么无从知道，何况细节！”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

　　“具体负责的是谁？”

　　“掌管在美国人手里，具体是谁，怎样保管，我不清楚。”

　　“是谁最后看到了化石？”

　　“应该是美国人和包装它的人。”

　　“您最后看到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美日开战前的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

　　没有从裴文中嘴里得到任何信息，锭者繁晴马不停蹄，在几天之内，走访调查了协和医学院几十个和“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保存相关的人员。在天津的瑞士仓库，他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全部疑点，结果还是一无所得。1943年，无颜回国的锭者繁晴，在北京的一间小公寓里剖腹自杀！

　　这可奇怪了，锭者繁晴是日本方面派出的王牌侦探，因为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竟然不惜走上黄泉路，莫非，日本人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日本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

　　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北京人头盖骨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以及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从这些当时的英文报摘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战争中北京人头盖骨的确被带往日本，存放在东京帝国大学，而战后，这些标本已经由日本交给了美国人。各大通讯社发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让人们不难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日本侵略者劫走了；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到了日本却变成了一团迷雾。这是日本人在捣鬼，还是美国人在掩盖？

　　从李济向盟军提交调查报告整整两年之后，盟军才给出了回复。

　　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在这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他们同时还表示，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盟军总部随即向中国使团发出了公函，告知了这一情况。还作出了“一旦得到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新情况，立即转告”的承诺。

　　从1946年4月3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军提交寻找申请算起，到1948年9月18日，盟军总部返回官方权威的调查备忘录，经历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但一无所获。在备忘录中，美军做出的追查北京人化石的承诺，也再也没有下文。

　　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没有进入日本本土，莫非，它丢在了中国？

　　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上面写着美军军医的名字。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但他在哪儿？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30年后的1971年，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